罗彩娟，壮族，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西民族大学年度校级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中越边境壮族的国家认同研究”(MDRC)
作为壮族主源之一的“骆越”族群,其文化不仅呈现于我们的历史书写中,还存在于骆越后裔——壮族代代相承的诸如干栏房、蚂图片节等族群文化象征中。骆越国古都遗址所在地的壮族人民以骆越文化展示馆的方式展示,同时以一年一度的有关骆越的节日和祭祀仪式等实践活动来加以宣传弘扬骆越文化。“骆越”族称的出现是族群意识产生的标志;骆越人共同的生活习俗是壮族文化特征的积淀;古骆越国遗址——武鸣壮乡活生生的有关骆越文化展示和节日活动及祭祀仪式等实践活动,是人们对骆越国的历史记忆和曾经辉煌的地方*权的想象,也是壮族凝聚自身,增强族群认同的现实需要。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骆越；壮族
引言
骆越属百越中之一种,商周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岭南西部地区,因其分布地跨今天的中越两国,与侗台语诸民族都有着历史渊源关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和越南的学者们对骆越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学者对骆越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骆越的起源与分布问题;二是骆越文化研究;三是“骆越”族名的含义;四是骆越社会经济研究;五是骆越宗教信仰研究;六是骆越与周边及现代诸民族关系;七是骆越社会及其性质问题;八是中国学者对越南骆越文化的研究;九是中国学者对越南学术界在骆越历史研究上存在不实之论进行的批驳与辨正。对于其中一些问题,学者们还没有达成最终共识。
而越南学术界对骆越展开的研究,主要涉及骆越起源与分布,骆越建立的初级国家与雄王崇拜、青铜文化、东山铜鼓,还有越南民族与骆越的关系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存在诸多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对此,中国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用实证材料与研究成果进行了有力的辩驳。越南对骆越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如下特点和趋势:1.服务于“本土化”的骆越民族溯源。2.助推以骆越文化认同传承为纽带的国家认同。3.大力促进骆越文化研究国际化传播和交流。因此,在构建国家认同需求下,越南积极推进骆越国族认同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骆越文化性认同,骆越文化研究产生了明显迎合民族认同的流变现象。
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对骆越的研究主要基于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进行与骆越历史文化相关的学理探讨,较少涉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需求,更多表现出纯学术性,而较少*治性。基于此,笔者认为,结合历史文献和当下壮族地区相关骆越文化实践活动,从族群认同、民族认同的视角来探讨骆越文化问题,是重要的一个视角。本文将从这个方面进行初步的尝试,从而更好地揭示当下热闹的骆越文化实践活动背后的逻辑和意义。
一、“骆越”族称的出现与族群意识的产生
虽然学界对于骆越的地理分布、骆越的名称含义等方面还存在争议,但是壮族的先民源于我国古代百越民族集团中的西瓯、骆越,这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界的共识。
年出版的《壮族简史》中曾论述:“分布于广东西部和广西境内的西瓯、骆越等支系,则同壮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壮族主要来源于土著的西瓯、骆越”。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认为:“在众多的越人种属之中,壮族乃渊源于西瓯、骆越人。”
徐杰舜提出壮族起源于古代百越集团的骆、形成于两宋时期的观点。从骆到壮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从骆到瓯骆和骆越为第一阶段;2.从瓯骆和骆越到俚和僚以及乌浒蛮为第二个阶段;3.从部分俚族和僚族发展为壮族为第三阶段。到秦汉之际,先秦时的骆已经逐渐分化成西瓯、骆越两个族群。玉时阶认为,今天的左江流域和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及海南岛等地是当时骆越人活动、居住的区域。他最后得出结论:古代西瓯、骆越分别演变进化成后来的北壮和南壮,他们是壮族的两大主源,所以,壮族的族源的主流不应是一元论,而应是二元论。
作为壮族两大族源的西瓯与骆越属于同源的部落,他们很早就共同生活在一起,有时被统称为“瓯”或“瓯骆”。罗香林先生根据唐宋史籍的考证,认为“盖西瓯与骆越,似以今日柳江西岸区域为界,柳江东南则称西瓯,柳江西岸区域以西称骆越,而此西岸区域之接连地带则称西瓯骆越。罗香林是以柳江为界,从地理位置上对西瓯和骆越进行了区分。“西瓯大致以湘漓流域为活动中心,而骆越则主要集中在左、右江流域。”张一民等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认为“西瓯的活动地域是五岭以南,南越之西,骆越之东,大体包括汉代郁林郡和苍梧郡,相当于柳江以东、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骆越的活动地域则在西瓯之西,汉代牂牁郡东部和东南部,印度支那半岛北部;大体相当于左右江流域、贵州省西南部及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从而确定了西瓯和骆越活动和分布的不同地理区域。西瓯、骆越的地理分布特征,奠定了后来壮族共同地域的大致范围。
至于“骆越”族称的含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大话题。《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而《广州记》中则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可见‘骆田’与‘雒田’相通,‘雒民’亦即‘骆人’,故‘骆人’之意,就是垦食骆田的人。”
王柏中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长文《“雒田”问题研究考索》,对学界有关“雒田”研究加以梳理和考索。学者们对“雒田”的观点有四:一是雒田为农田诸说;其中最为普遍的观点认为雒田是古骆越人开发利用的一种农田,即用来种水稻的水田;二是“雒田”属水耨的耕作方法;三是“雒田”是雒越的土地制度;四是“雒田”乃民族称谓。他最后指出,由于“雒田”历史记述的时代较为久远,文献不足且又充满歧义,现有的研究结论各有道理,所以都不足以盖棺论定。
如今对于“雒田”的含义还未有统一定论,但是基本认可“骆,又作雒,因垦食‘雒田’和其活动地区多‘雒田’而得名”这一说法。由于土地有雒田,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而治理这些骆田的又分别为骆王、骆侯、骆将,因而把垦食越田的越人称骆越。所以,耕种骆田的人称为骆民。据现有文献记载“骆越”的“骆”,是由“骆民”演变而来的。作为壮族主源之一的“骆越”族称的出现,意味着壮族先民最初的族群意识的产生。
二、“骆越”记忆——壮族主源族群文化特征的积淀
明白了“骆越”族称出现的来龙去脉,以及讲明“骆越”族称的出现与族群意识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到底骆越的哪些文化特征依然传承至今?哪些文化相关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能够成为凝聚壮族的重要因素?
覃德清以瓯骆族裔指称“先秦时期百越族群中西瓯、骆越人的后裔,主要包括中国境内的壮侗语族群,以及与壮族是同根生民族的相邻国家的一些民族,如越南的岱族、侬族,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和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等。”
在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和覃彩銮的《壮族史》()等著作中,均对骆越文化及其特征进行了全面归纳,即认为骆越文化是以稻作文化为核心,以左江花山岩画和铜鼓文化为标志,突出地表现在青铜文化,音乐舞蹈文化,歌谣文化,干栏文化,语言文化,以织锦文化,那、板、陇等地名为中心的地名文化,以巫麽、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骆侯、骆将、骆民为标志的制度文化,以纹身、岩洞葬和善使舟楫、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等为代表的生活习俗诸多方面。
总的来说,壮族先民西瓯和骆越在语言上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在生活习俗上有断发纹身之俗,居住的是上住人下居畜的“干栏”房子。已学会制造铜鼓和使用铜鼓,给壮族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财富。
(一)干栏建筑
干栏建筑是壮族先民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建造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民居样式,也是壮族区分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壮族先民(其中包括骆越人)在历史时期创造的以干栏建筑为代表的干栏文化亦是壮族传统文化体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壮族及其先民的安居乐业与社会发展,意义非同小可。干栏建筑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古代社会,居“干栏”之俗在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的百越民族中广为流行。据陈国强等著的《百越民族史》一书考证,越人的“干栏”建筑“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时期,他们的先民就已经普遍地采用了。如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吴兴的钱山漾和杭州的水田贩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其遗迹的发现。同样,作为百越族系的两个分支的西瓯和骆越,也是最早居住干栏建筑的族群之一。“从两广地区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干栏建筑陶屋和铜仓等文物进行考察,估计在商周时期,活跃在岭南地区的西瓯和骆越民族就已经建造和使用干栏建筑了。”因此,西瓯和骆越先民建造和使用干栏建筑的历史非常久远,并一直传承发展到今天,成为壮族居住模式的典型特征。
骆越族群及其后裔之所以创造并选择了干栏式建筑作为自己的民居,是因为干栏式民居建筑有以下特点:
第一,由于干栏式建筑离开地面数米,所以室内凉爽通风,而且有利于防湿、防洪、防兽、防虫蛇。
第二,利用底层圈养牲畜,安置舂碓磨,堆放农具及杂物。
第三,建筑材料以竹木为主,就地取材,经济实用。
当然,干栏式建筑是适应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所以古代盛行干栏式建筑的民族不一定都是越族,生活在相同或相类似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人们都可能会采用这类实用民居,但可以肯定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一般都使用干栏式建筑。
应该说,从西瓯、骆越时期的干栏建筑,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很大变化。然而不可否认,干栏文化已经是壮族传统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富有南方民族特征的壮族传统文化表征之一。覃彩銮指出,“壮族的干栏建筑不仅是壮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且凝聚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壮族人民勤奋进取的精神,体现着壮族别具一格的文化成就,寄托着壮族人民深厚的情感,是壮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今天,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干栏建筑,也是壮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维系我族族群认同的一个要素。可以说,早在西瓯骆越时期,壮族的先民已经为极具民族文化象征的壮族干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铜鼓文化
提到壮族,无人不想到铜鼓。铜鼓是壮族文化标志之一,是壮族人民心中的神物。铜鼓文化流传时间久远,波及范围广泛,影响极为深远。
明清以来,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铜鼓演变为一种具有娱乐功能的打击乐器。人们通常在节日里敲击铜鼓来助兴,铜鼓的用途也开始走向世俗化。
罗香林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古代越族文化之最令人注意者,为铜鼓之制作与使用。而越制铜鼓,又以骆越为盛,故又称骆越铜鼓。”骆越民族是最早制造并使用铜鼓的古代民族之一。壮学先驱者徐松石别出心裁地将“歌与诗的民族”壮族,比喻为“鼓族”,即“铜鼓民族”。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定铜鼓是僮族和骆越僚族的创制品。……所以我们在中国所发现这些铜鼓,必系骆越和两广僮人之所首先使用的”。
《后汉书·马援列传》说,马援征交趾时,“得骆越铜鼓”。广西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蒋廷瑜先生的《壮族铜鼓研究》一书是对壮族铜鼓的专门研究和有关问题阐述的尝试。该书从文献记载、考古资料、民间收藏、民俗活动、民间信仰和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分析研究,梳理了壮族铜鼓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表明壮族及其先民是在历史上铸造和使用铜鼓的主要民族,对创造铜鼓文化贡献突出。覃晓航认为,如果将壮语“越骆”翻译为汉语词义,便得出“铜鼓越人”的意思。这一意思正好与历史文献记载的“越骆有铜鼓,因得其名”相对应。所以,把越人称为善于制造铜鼓的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铜鼓文化是骆越先民留给壮族的又一大历史记忆和宝贵财富。
(三)蛙图腾与鸟图腾
壮族的图腾很多,但是依然流传至今,人们耳熟能详并成为壮族文化表征的莫过于蛙图腾和鸟图腾了。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蛙图腾已经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如欧阳若修、周作秋等编著的《壮族文学史》指出:“壮族先民最初的图腾很多,不同的氏族有不同的图腾……后来,大概是因为崇拜青蛙这一支系强盛起来并取得了支配地位,青蛙逐渐取代其他动物图腾,发展成为被众人一致认可的全民族崇拜的图腾标志……正因为如此,作为壮民族图腾的青蛙,才被推崇到无比神圣的地位,人们不仅把它的形象浮雕式地铸在象征着权力的铜鼓上面,而且因为它而立下许多禁忌,为它编歌传唱,每年还为它举办盛大的祭典。”
梁庭望进一步认为蛙图腾和鸟图腾分别是西瓯和骆越的图腾,他说:“西瓯以青蛙为图腾,反映在他们的铜鼓上,以及东兰的蛙婆节、花山崖壁画的蛙形象;骆越人以鸟为图腾。骆越铜鼓与西瓯人的三型鼓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从鼓面到鼓身几乎成了鸟的天下,以西林型(仿石寨山型制)为例,鼓面没有蛙之雕,在光体周围,绕着一圈作搏击长空之势的鸟纹。鼓身上的船纹刻成鸟形,船上和鼓腰的羽人纹,头上都有一把高挑的羽翎,衣裙亦拖成鸟尾状,整个是鸟形打扮。”
丘振声的《壮族图腾考》一书,首次于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对壮族图腾文化特点的总结论述,至今仍然对壮族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很高参考价值,仍是该领域最为全面和最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故而,《壮学丛书》编委会将其纳入《壮学丛书》于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再版。梁庭望评价其是一本探讨壮族图腾研究领域的“广博而精深的专著,这在壮族图腾研究的进程里,不啻是一座里程碑。”图腾是民族之*——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标志。该书深入探讨了日、鸟、雷、蛙、鸡、凤、鳄、蛇、龙、牛、羊、狗、马、花、竹、树、石等众多图腾。其中,蛙,可能是西瓯部族的图腾,随着西瓯部族的强盛及与骆越族的融合,又扩展成为部落联盟的总图腾。时至今日,无论是桂北、桂南,还是桂东、桂西等地区,乃至云南、贵州,都流传着《青蛙皇帝》等许多图腾神话,足以证明这一点。还有在灵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的铜鼓上都铸有青蛙塑像,左江流域崖壁画上蛙型人体造型等,也都说明在古代壮族先民中曾普遍崇拜过蛙图腾。
与蛙图腾相类似的是鸟图腾。鸟图腾是古越人极为古老的图腾。距今多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器上就刻有种种鸟的图腾形象。后来,骆越族群继承鸟图腾,“骆”,即壮语的“六”,是鸟的意思。骆人即鸟人,就是以鸟为图腾的人。直至南北朝,骆越族群衍变为俚、僚时,鸟图腾仍有很大的影响。“僚”,是“骆”的音转,僚人,亦即鸟人,还以鸟为图腾。
蛙图腾崇拜和鸟图腾崇拜仍然在今天的生活中得以展现,如我们知道在河池一带壮族地区每年举行盛大的蛙婆节。鸟图腾却在壮族妇女的服饰上得以体现,笔者在云南马关县调查期间,就看到壮族侬人妇女珍藏的过去的传统服饰,上面穿一件短上衣,下面穿黑色的裙子,在裙子后面还扎一个结,极像鸟的形状,这恐怕就是鸟图腾崇拜的痕迹。可见,西瓯骆越时期的蛙图腾和鸟图腾崇拜早已沉淀下来,成为壮族的文化标志之一。
所有这些生活习性,如今都还保存在壮族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壮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族群边界标识。所以我们说,有关瓯骆祖先的历史记忆,是我们今天定义壮族的重要源泉。
三、节日与仪式实践中的“骆越国”想象
壮族辉煌的历史还体现在骆越后裔对以壮族祖先——骆越人为主建立的地方*治“骆越国”的记忆和想象上。虽然学界对于商周时期的骆越国是属于古国还是方国仍有争议,但并不妨碍人们对骆越国的历史记忆。
(一)武鸣:记忆中的“骆越国”古都
骆越古国研究是壮学界近年来较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