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历史判断，并重新审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发展最不平衡最不充分的问题在农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年，中国的改革肇始于农村；4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同样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上的一个标志性起点。年伊始，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遵循乡村振兴统领全局的战略谋划和路线安排，随后的年，中央再次通过一号文件细化阶段性举措，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构建“四梁八柱”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乡村振兴的棋局蓄势待开，从容“落子”的信心来自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和深厚积淀，这其中有物质的、经验的，也包含体制机制层面的。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年到年，我国粮食产量从亿斤增加到亿斤，翻了一番还多。与此同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减少7.4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元提高到了32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达7.4%。
此外，由“三农”成就的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也格外引人注目。年，在农村从事新产业、新业态的人数达万，另有超过2.8亿的农民选择外出就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接待的游客量，已突破28亿人次。
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张俊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重要支撑。具体看，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保持在1.2万亿斤以上，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共计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但也应认识到，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然突出。”张俊飚指出，事实上，除收入之外，城乡在公共资源配置、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也不可低估。乡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可以设想，面对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乡村，忽视和淡漠“三农”建设，势必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更长远目标的实现。正是基于国情农情和新时代新要求的战略考量，中央审时度势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任务。
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同时，报告还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七大战略之一写入党章，彰显其突出重要性。
随后于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并进一步归纳出“七个之路”，即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年2月4日，作为改革开放后第20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发布，正是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部署和实践指南。从时间表、路线图再到任务书的一一谋定，正式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动员令。
张俊飚认为，较以往相比，年中央一号文件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站位全局。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把握阶段性问题，更倾向于聚焦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水利改革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某一个具体领域具体事项上。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总要求，从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布局，具有更大视野、更宽思维。
二是意在长远。乡村振兴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项长期的改革任务。故而，文件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设定了时间跨度30年的长期规划：到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年中央一号文件深刻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要义、目标导向、工作布局和基本任务。前所未有地将农村发展的共性问题和突出矛盾进行系统性梳理，并针对性地予以政策回应。在此基础上，乡村振兴战略“四梁八柱”的架构日渐成型。
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年）》，为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重要依据。时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在介绍《规划》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规划》明确了今后五年的重点任务，提出了22项具体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3项、预期性指标19项，首次建立了乡村振兴指标体系。《规划》坚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对如何统筹城乡发展空间、优化乡村发展布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出了要求，并按照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4种类型，明确了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方法和步骤。”
此外，依照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被列入重要日程。该条例旨在确立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党内基本法规制度，切实保证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时，我国第一部直接以“乡村振兴”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也于年7月启动了立法相关程序，并于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指出，立法的着力点是把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重大决策部署，包括乡村振兴的任务、目标、要求和原则等转化为法律规范。确保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得到落实，确保各地不松懈、不变调、不走样。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可以用‘三个让’来描绘乡村振兴美好的愿景，一是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二是要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三是要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时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在年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用更为具象化的表述，阐释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要义。
有评论指出，乡村是农民、农业、农村的有机体，乡村现代化只有在三者互动和相互影响下才能实现，只有涵盖乡村的现代化才是全面的现代化。与既往农村改革重在“农”，突出产业、经济不同，乡村振兴重在“乡”，关照乡土、乡情、乡亲、乡镇，承载文化、历史和社会，致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也更着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贯彻“五大要求”致力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跃升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将其与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要求相对照，不难发现，“这五句话、二十个字，内涵不同了，要求更高了，也更具备基础和条件了。”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说。这是站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现实所需，更是主动谋划。
乡村振兴，是涵盖产业、生态、文化、治理、民生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上述战略总要求，对这一宏观命题进行了逐一拆分、细化与回应。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要坚持质量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与产业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张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关于乡村产业振兴，年中央一号文件侧重强调了多个方面，如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等等。
特别是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方面，文件提出，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以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以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开展农超对接、农社对接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改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件以提升小农户抗风险能力，以及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定制农业等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加大对小农户的扶持引导，拓宽小农户增收空间，积极将小农户有序引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中。
不久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正是基于上述政策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改革推进的细则。《意见》强调，要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促进小农户之间、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开展合作与联合，有利于激发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在活力，夯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
此外，在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了“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的政策表述。文件提出，要“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张俊飚说，在党和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乡村经济结构日趋多元、经营模式日趋多样。为进一步保障农民增收致富，实现产业兴旺，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以市场规律为基础，引导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通过挖掘乡村经济新业态，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来促进乡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模式。
张俊飚提及了部分改革实例，如地处环深区域的凤岗镇，通过主动承接深圳科技创新产业外溢，将科技产业引入农村，实现了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广西河池市也在积极推进“农业+”多业态的融合发展，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规模化、特色化、专业化经营，以产业为基础带动了当地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截至年8月，该市已创建自治区、县、乡、村四级示范区（园、点）共计个，展现出了农村产业兴旺的良好局面。
“上述的一系列改革实践，将传统农业产业的内涵扩大了，使得农业产业化逐步向‘农村产业化’转变，通过培植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全面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将进一步扩展农业产业工作的受益面，让更多农民切实受益于改革红利，真正将农村产业和农村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
推进绿色发展，中央一号文件给出了明确的路径——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从农村建设角度看，亟待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和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实施农村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还要严禁工业和城镇污染向农业农村转移，深化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落实县乡两级农村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在农业发展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生态经济的优势。例如，开发观光农业、游憩休闲、健康养生、生态教育，创建一批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镇和精品线路，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等，以持续拓展农业生态功能。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
“农耕文化遗产的流失，古村落的湮灭，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以及公共文化资源极度缺乏，都是乡风文明建设所直面的迫切问题。”张浩说。
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项长期任务，文件对此重点着墨，指出要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有效方式，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与此同时，明确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等等。还应强调的是，要始终尊重农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创造，尊重乡村本位和农民主体地位，帮助农民树立发展信心，立足乡情民意以汇聚民心民力。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等的深入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深入转轨，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新的社会矛盾持续产生，乡村治理面临着新情况、新形势。张浩谈及，有研究者甚至认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便是“散”，集中体现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疏散、基层党组织涣散、村级组织弱散、微权力腐败扩散、社会组织零散、农民行为分散、农村家庭离散等。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乡村治理要进一步提高效能，厘清盲点，调整思路。为此，文件分别就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法治乡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建设平安乡村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稳定有序。
在吸纳前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坚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根据《意见》中确立的阶段性目标，到年，要基本形成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
张浩表示，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城乡关系变动经历了深刻剧烈的时期，随着新资源、新技术、新业态的不断涌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村容村貌也有了极大改善。尽管如此，由于底子薄、负担重等历史因素的积累，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依旧是严峻的现实。对此，文件在教育、就业、医疗、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作出了相应安排，更是强调要聚焦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补上历史欠账，切实改善农村民生保障水平。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民举家进城落户，是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之一。”张俊飚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民外出进城务工经商，其中不少农民选择直接到城镇落户。在进城落户后，如何建立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保障这部分农民在农村的“三权”，便逐渐成为一个争议较大且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土地既是重要财产，又承担了社会保障功能。倘若处理不当，将会对公民权益、耕地保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在此背景下，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的要求。
张俊飚分析，其政策目的是一方面解决好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有效维护问题，另一方面要推进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权益转让机制的构建和完善，缓解农地撂荒、宅基地闲置等现象。现阶段，“人地分离”成为日益普遍的社会现实，这导致留在农村想种地、会种地的农民难以扩大经营规模，制约了土地要素功能的充分发挥。可以认为，这一政策不仅是全面小康社会惠及更多人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还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落实“四个优先”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硬任务
年2月19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时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有关情况时表示，“要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逐项明确阶段性工作举措，推动乡村振兴一年一个新进展。”
乡村振兴这盘大棋开局有力，而其下一步“落子”正值决胜全面小康的攻坚阶段，同时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历史交汇期。
也因此，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开篇便直指问题中心：“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三农’领域有不少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这其中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就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文件特别将其列为头号硬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
时任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曾在年底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梳理了近年来我国减贫事业取得的决定性进展，“年至年底，全国有总计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五年年均减贫万以上。”
而进入冲刺收官阶段，不得不直面深度贫困这场“硬仗中的硬仗”。据原国务院扶贫办新闻发言人苏国霞介绍，截至年初，“三区三州”还有贫困人口万，贫困发生率8.2%，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上年的10.7%上升至12.5%。且在“三区三州”外，还有一些深度贫困的地市州以及深度贫困县。
瞄准薄弱环节，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三方面的重点要求。张浩指出，首先，要将深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作为主攻方向，尤其在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脱贫难度大的深度贫困地区，集中优势资源、统筹举措进行强攻。其次，要着重解决攻坚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诸如易地搬迁的后续工作、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加强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多重保障，筑牢乡村卫生服务网底，对接贫困人口基本医疗需求；尤其是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着力解决“一兜了之”和部分贫困人口“等靠要”问题，激发贫困民众的主动性和内生发展动力。再次，对于脱贫摘帽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要保持相关扶持政策的稳定，减少和防止返贫，努力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同时，要加强脱贫监测，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确保到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此外，早在十九大报告中予以明确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在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了更清晰的政策指引。
有不少学者表示，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之路，是对农业农村工作的新定位，是前所未有的新提法。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直接关系到农村工作硬任务能否按期完成，“三农”这个战略后院能否守住，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目标能否实现。
完善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四个优先”的具体思路。张俊飚梳理道，一是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要把优秀干部充实到“三农”战线，把精锐力量充实到基层一线。二是优先满足“三农”发展要素配置。虽然我国近年来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要素不平等交换问题较为突出，要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三是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农业农村建设面广量大，多数项目的社会效益明显高于经济效益，要坚持将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领域，公共财政需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四是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目前我国城乡差距依旧较大，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的落差。故而，要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实现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
张俊飚认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任务艰巨，必须要有超常规思维、超常规举措、超常规力度抓好相关工作，“四个优先”致力将“三农”改革要求落到实处，强化监督、压实责任，在全党形成共同意志、共同行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突出之处，就在于紧扣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把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主战场放在了农村”。仝志辉说，十八大以来，在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大势所趋。
攻坚克难、乘势而上，乡村振兴的宏大棋局稳中求进。仝志辉说，以年和年中央一号文件为遵循的一系列改革实践，为乡村振兴赢得了良好开局，也为下一步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乡村振兴的平稳转型，奠定了更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人才基础和群众基础。（张菀航）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年第22期
